重要学术译著点评

本书刊载的三篇伯林的论文，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小本伯林名篇的中译本。《刺猬与狐狸》这篇重要文章在英美国家也是以单行小册子广为发行的。国内学界如果仅仅乐道于“刺猬”与“狐狸”这两种思想家类型的话，就未免太不得要领。这篇长文实际上开创了现代俄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范式。伯林丰瞻博识使得该文斐然可颂。但更应赞赏的是伯林的道德感受力，他深刻地把握住了俄国知识分子道德上的痛苦，伯林政治理论的许多观念既由此生发，也与此不无潜在的抵触，值得再做分析。彭淮栋的译文可称是“不可多得”，另外两位译者陈晓林、冯克利所译的《穆勒与人生目的》、《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》也颇为传神，伯林已被公认为本世纪思想史研究的大家，他的观点自是高论，但也颇可深论，即就马基雅维里而论，梅尼克、列奥·斯特劳斯的有关论述就很值得拿来与伯林的文章相对照。

这是一本大名鼎鼎的书，称其为“后殖民主义”的滥觞之作倒不见得合适，这本书该算是一本渊博而有见地的文化批评著作吧。萨义德着力分析的是近现代以来，西方学科建制以及文学中的“异国情调”，尤其是其中的地域政治在各知识领域上的分配。由此，福楼拜、康拉德等文学名家自然也就成了靶心。译者的西方文学素养以及各种“杂学”知识都可称丰厚，书名译作“东方学”也费了心思。“东方主义”的确不是个恰当的译法。读了这本书，我们当然有必要分析一下西方的“东方学”，但反过来，不妨也反省一下我们的“西方学”，三联这套书还列有萨义德的《文化与帝国主义》，我们翘首以盼，如果书出来了，有人能写一篇“文化与中华帝国”的书评，就更有意思了。

收在这套书里的《帝国主义与依附》（多斯桑托斯著）可能要更重要些。只不过，华勒斯坦的“世界历史体系”理论近年在中国学界颇为风行，它对所谓的市场经济浪潮具有相当的分析力与批判力。华氏理论主要有两大来源，一是布罗代尔等人发扬光大的年鉴派史学传统，另一个则是60年代由英国学者多布等人挑起的有关“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”的大争论，英美的经济史家以及左派史学家大多与此争论有极深的关联。写有《极端的年代》、“十九世纪三部曲”的霍布斯邦就在这争论中大受冶炼。尽管华勒斯坦的一些名作已有中译，但本书中对于“现代进步意识形态”的全面批判，当能使我们看出华勒斯坦更深的理论用心。中译本的编排很奇怪，是个中英合编本，但英文又不全，漏了附录一篇。全书的文字校对质量不高，有些地方错了关键一字，就把整个意思弄拧了，有点类似当年钱钟书《干校六记》序文的错，钱先生写的是“某书是我不喜欢的书”，出版社漏掉一“不”字，全句意思真有天壤之别。